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等煎饼果子。老板娘掀开铁板上的棉被，热气“轰”地窜出来，糊了我一脸。她左手舀一勺面糊甩在铁板上，右手拿竹蜻蜓“唰唰”转两圈，面糊立刻变成薄如蝉翼的圆饼。“要加什么？”她头也不抬地问。“俩蛋，一根脆饼，多抹酱。”我跺着脚哈气，铁板上的油星子“噼啪”炸开，混着葱花的香味钻进鼻子。 旁边穿红棉袄的老太太突然插话：“闺女，别加火腿肠，那玩意儿都是淀粉。”她挎着菜篮子，里面装着三根蔫巴巴的芹菜，“我孙子昨儿吃坏肚子，医生说是加工肉吃多了。”老板娘笑着应声，手腕一抖，金黄的蛋液均匀铺在饼上。我盯着她指甲缝里残留的面粉，想起上周在超市买的速冻煎饼，包装袋上印着“非遗传承”，拆开却硬得像纸板。 “您的煎饼！”老板娘把裹成春卷的煎饼递过来，纸袋被油浸得透亮。我咬下第一口，脆饼“咔嚓”裂开，甜面酱顺着指缝往下淌。穿红棉袄的老太太还在絮叨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啥都图方便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斜刺里冲出个穿校服的小男孩，举着五块钱喊：“阿姨，我要加辣条！”老板娘佯装要打他：“昨天刚闹过肚子，又作！”男孩吐着舌头跑开，书包上的挂件叮当作响。 我走到公交站时，煎饼还剩最后一口。抬头看见对面商场的玻璃幕墙，几个白领正捧着星巴克纸杯匆匆走过。他们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，和早餐摊前油锅的“滋啦”声，在晨雾里交织成奇妙的二重奏。